學生減負“困”與“阻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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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6日,河北省內丘縣實驗小學學生在參加無人機特色課程。近年來,該校推進素質教育,讓學生走出教室,參與到內容豐富、形式多樣的特色教育活動中。新華社記者 朱旭東 攝

編者按:

近日,關于中小學生減負的話題再次成為熱點。浙江、寧夏、重慶、甘肅等地先后出臺了新一輪政策,采取多種手段為中小學生減負。

與此同時,也有另一種聲音表達了對某些一刀切措施的擔憂,認為在現行的選拔制度下,沒有家長敢真正讓自己的孩子減負,學校里的各種減負措施,反而加重了家長和學生的課外負擔,把大家推向補習機構。

在朋友圈刷屏的《南京家長已瘋》一文戲稱,“宣傳了這么多年的素質教育和減負,也沒見學生負擔變輕了,素質提高了。倒是覺得家長各方面素質高了不少,挑選補習班的素質增強了,自己輔導功課的素質也提升了”。

對此,教育部相關負責人表示,合理的課業負擔是必需的,學習不可能沒有負擔。科學減負應當有增有減,把不合理的負擔減下來,著力激發培養學生興趣,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。

那么,究竟什么是不合理的負擔?學生學習“輕負高效”有可能實現嗎?家長為什么會“抵制”減負?本期議事廳與“有問”合作,邀請部分教育界相關專家,一起討論這些問題。

訪談嘉賓

王健:上海師范大學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

高政: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研究員

王捷: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特聘副研究員

張敏:中國教育學會家庭教育專業委員會會員

馬海燕:杭州市上城區教育評估與監測中心主任

什么是應該減去的“負”

時間負擔的減少相對容易實現,也看得見,于是減時間負擔就成了減負主要舉措。其次是減認知負擔,比如降低考試難度。這些做法,本質上沒改變負擔源頭,無法真正減輕學生負擔

王健:合理的、必要的課業負擔具備“指向清晰、梯度合理、作業量適中、與學生發展水平匹配”等特點。比如我們在小學階段,要求學生反復誦讀乃至背誦經典古詩詞和美文,這符合語言學習的規律,通過反復流利朗讀,不但能理解文字表達的意思,更重要的是能奇妙地感悟文字背后的很多“韻質”。

如果學生不經歷這樣的過程,是很難形成對母語的親近感的。但是我們如果要求小學生不加以區分地背誦、默寫所有的課文,這就成為不合理、不必要的負擔。我們從來不反對記憶和背誦,我們只是反對不加以區分地機械地記憶和背誦。

高政:從政策文本上看,合理必要與不合理不必要之間的界限,主要在于教師布置作業的目的和出發點是什么?有教師會懲罰性地布置作業,比如反復抄寫單詞、生字、課文很多遍,這明顯不合理。有的教師會提前超綱教學,讓學生提前掌握,這也不太合理。

張敏:我認為以下幾種情況就是不合理不必要的課業負擔:一是大量的懲罰性質的作業、簡單重復的作業、低效無效的作業;二是不符合學生認知規律、年齡特征的超度超綱“搶跑”;三是壓榨學生正常的睡眠、運動、閱讀時間,把全部時間都用來刷題培訓;四是各任課老師之間缺乏協調,雖然單科作業適量,但總量對學生來說就是巨大的負擔。另外,也不應該布置要求家長完成的作業。

比如山東某公辦小學一年級,入學才三個半月,一個周末就布置了整整八大項作業。大量的機械重復的抄寫,大量額外的試卷、教輔材料,這還只是語文單科的作業。這嚴重違反了教育部關于“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”的規定。即便在很多家長和老師看來,一二年級可以有適度的書面家庭作業,但這樣的作業量也大大地超過“適度”標準了。

學習是需要做作業練習鞏固的,但所有違背生命成長規律,不惜以犧牲孩子身心健康為代價抓學習成績,都是以學習之名扼殺孩子的學習能力,都是反教育。

馬海燕:學生的負擔是否合理,要根據學生的抗壓能力和學習效果而定,即要在學生能承受的范圍內,長期這么做不會對學生的身心產生傷害。

比如對于初中生,做作業做到了11點。偶爾一兩次,不是負擔;學有余力,繼續在某個領域深入學習,也不是負擔;某個階段,比如為了某項比賽做準備,學到晚上11點,也不是負擔。但長期晚睡,身心疲憊,就是不合理的負擔。

作業太難,學生努力了還是不會做,也是不合理的負擔。反之作業已經掌握了,還要重復做,更是不合理的負擔。

再比如,學生各有所長,有人擅長邏輯思維,數學能考滿分,可他沒有語言優勢,語文得不了高分。如果逼著學生多上課多刷題來提高語文成績,學生的語文成績也許提高了五分,但他為此投入了過多的時間和精力。這種學習,也是不合理的負擔。

時間負擔的減少相對容易實現,也看得見,于是減時間負擔就成了減負的主要舉措。其次是減學生的認知負擔,比如降低考試難度。這些做法,本質上沒改變負擔源頭,無法真正減輕學生的負擔。

我們監測的結果表明:最有效的減負,就是減緩學生的負擔感受,也就是讓學生不認為是負擔。學生學業負擔感受越重,學業成績越低。當學生愿意學,不認為作業多,不覺得考試多,不為考試結果焦慮,不覺得父母的期望是壓力時,學生的負擔感受就輕,學習成績就好。

“輕負高效”真能實現嗎

“高效”是有可能的,通過教學方法的相關研究,可以實現高效的教學。但“輕負”比較困難,因為好的教育資源是稀缺資源,是競爭的結果

王健:我認為“輕負高效”這個提法本身就值得商榷。我們可以把它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,但想真正實現目前還存在很多困難。

首先,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目前還是唯分數論,沒有真正摒棄教育GDP。不管出多少減負紅頭文件,只要政府官員心目中那個升學率在,真正意義上的“輕負”就很難實現。

其次,即便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放棄追逐教育GDP,老百姓內心深處答不答應?當大多數人都焦慮著的時候,“輕負”也容易成為口號。有的家長嘴上喊著“輕負”,實際卻通過輔導機構或者主動加壓來強化孩子的應試訓練,內心深處的想法是最好別人都去減負,自己孩子就可以超然而出。

第三,教師隊伍的素養也制約了“輕負高效”的實現。目前,大多數教師沒有受過專業的命題和作業設計訓練。師范院校的職前培養和職后培訓中,這都是空白和薄弱環節。沒有這樣的訓練,布置的作業怎么能有精準的指向、適切的匹配、合理的梯度、可以選擇的多種形式?

所以,要減負,必須要提高教師的專業化水平,讓教師的教學能夠更加精準、更加高效。而要提高教師專業化水平,需要優化教師教育體系,更需要增強教師崗位的吸引力。

高政:“輕負高效”的前提有兩個,一個是做到精準作業,有的放矢,針對每個孩子的學習特點和知識掌握基礎布置作業,避免無意義的重復。

另一個就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高效。在課堂上就把大部分問題都講清楚講透,學生自然不需要做很多作業來加深理解。

王捷:“高效”是有可能的,通過教學方法的相關研究,可以實現高效的教學。但“輕負”比較困難,因為好的教育資源是稀缺資源,是競爭的結果。

最極端的情況是,所有的孩子都掌握了高效的學習方式,那么接下來的比拼,就是智力和學習時間。真要“輕負”,要么把時間交給學校,并嚴格監管學校的教學安排;要么就是社會分配能夠實現全民社會經濟地位的平等。也就是勞動分工雖然不同,但這種不同不會帶來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同。我想,前者是近期方法,后者是遠期方法。

張敏:在學校教學一線確實有個別“輕負高效”的老師,這是基于老師個人的專業素養和教育良知,但對大多數學校和老師來說,短時期內很難實現真正的“輕負高效”。

他們面臨的挑戰有教育的頂層設計、教育的評價、整個國家的用人導向、中高考制度的優化、學校及班級規模的適度、教師素質的提升等,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不改進,“輕負高效”就是一個高調的口號。

馬海燕:我覺得現實中實現“輕負高效”很難。現在的基礎教育,整體就是超負荷學習。只要能學,所有學生都在拼了命地往死里學,全社會對“高質”的理解,都簡化為要考高分。那些“輕負高效”的典型,很容易被“高負高效”的群體超越或淹沒而不被發現。

其次,“輕負高效”,對教師的要求很高。要對知識融會貫通,有整體的學科知識框架,能對學生學習特點和學習方法做出判斷,再把知識轉換成學生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進行教學。他們還得懂學生心理,善于調動學生,讓學生能投入到學習中來。

現實中這種老師有,但堅持不易。相比較而言,“高負高效”的教師,還會因為負責任、肯投入等師德因素,更被社會認可和傳頌。

家長為何要“抵制”減負

優質的教育資源總是有限的,激烈競爭不可避免。這些問題不解決,單憑教育系統自身的努力去減負,只是治標不治本,家長肯定會通過報班等方式來給孩子學習加碼

王健:家長“抵制”減負,實際上折射的是家長對減負政策穩定性、持久性、落實性、成效性的不信任。

過去各類減負政策朝令夕改的教訓都在,沒有讓真正守規則的家長有獲得感,反倒是偷跑、搶跑的人得益,所以家長內心深處的焦慮是不可避免的。

如何通過升學評價制度的綜合改革,讓真正守規矩的家長有獲得感、讓盲目訓練的家長沒有機會鉆空子,這是我們教育政策設計者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高政:學業負擔之所以存在,并不僅僅是教育系統自身的原因。根據我的研究發現,社會分層、基尼系數、社會保障、文化傳統等等社會現實因素,才是學業負擔重的根本原因。教育除了培養人,還承擔著篩選和選拔的功能。

優質的教育資源總是有限的,所以教育系統的激烈競爭不可避免。這些社會現實問題不解決,單憑教育系統自身的努力去減負,只是治標不治本,家長肯定會通過報班等方式來給孩子學習加碼。有些北歐國家學生學習負擔之所以低,和高福利社會、低社會分化高度相關。

但凡學業負擔較重的國家,基本上都是社會分化比較嚴重、社會保障有待完善的國家。所以家長“抵制”減負并不是盲目的,而是有著充分的合理性。

王捷:當代社會是一個文憑社會,不僅是中國,絕大多數國家都是。文憑是一種硬通貨,我們用它來獲得工作機會,獲得社會地位,形成社會分層。

我國的文憑是通過考試取得。考試成績主要取決于智力水平、教和學的方法,還有學習時間。如果智力水平、教學方法相同,學習成績就取決于學習時間。

我們討論的學業負擔,主要就是學習時間的問題。只要基于文憑社會的考試制度還存在,我們就很難苛責家長希望延長學習時間是不合理不必要的。

因為,文憑的供給是有限的,需要篩選,需要競爭。到社會經濟發展更為充分,干任何工作都能過上體面生活時,為了孩子所謂的將來逼孩子長時間學習的家長會大大減少。

面對文憑社會,“抵制”減負是家長的理性選擇。家長的焦慮、學校的焦慮是擔心別的孩子“搶跑”,別的學校“搶跑”,是一種囚徒困境。

我不認為僅靠家長和學校就能減負,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政策和教育制度。均衡的學校、均衡的師資、相同的學習時間,讓家長、學校不擔心別的孩子“搶跑”,就能減負,就能緩解焦慮。當然,最終還是要靠社會經濟的發展,邁向更為公平均衡的社會。

張敏:在實際的操作中,家長成了減負最大的阻力。最愛孩子的家長,為啥要“抵制”本為保障孩子健康成長的減負,使得越減負負擔越重,陷入一個死循環,這是一個大問題。

如果高校改革不推進,職業技術教育沒有實質性的提升,社會的用人導向不扭轉,家長的“抵制”會愈來愈強烈。

馬海燕:過去,全社會認為學生負擔重、作業多、起得早、睡得晚,認為學校教得太難學得太多,于是從學校開始減負,減作業、保睡眠。當學校開始三點半放學,開始少留或不留作業時,學生的負擔還是重,他們還得完成大量家長布置的作業和培訓班的作業。當家長不得不費神費錢把孩子送去培訓班時,便又希望學校能恢復部分負擔。我想這就是這一輪減負背后家長“反對”的心聲。

體育為何在減負中加碼

減負過程中體育的加碼是好事,但也要保證公平。特別是如果體育要進入考試的話。要考籃球,就要讓所有孩子都有免費學習打籃球的機會。要考高爾夫,就要讓所有孩子免費獲得學高爾夫的機會,擁有練高爾夫的裝備

王捷:作為政策制定者,需要對學習時間進行控制,因為這涉及到兒童的身心健康。教育政策需要防止大家過分看重短期利益。保證孩子的睡眠、體育鍛煉和社交時間,保證孩子的全面發展時間。

因此,減負過程中體育的加碼是好事,但也要保證公平。特別是如果體育要進入考試的話。

要考籃球,就要讓所有孩子都有免費學習打籃球的機會。要考高爾夫,就要讓所有孩子免費獲得學高爾夫的機會,擁有練高爾夫的裝備。

另外,還要有科學的考試手段以及公平的評價標準。當然,這些技術問題在當今時代其實都比較好解決。比如引入人工智能作為考官,就是一個有趣但可行的方向。

張敏:研究表明,小學階段的6到12歲,是腦緣系統發育的關鍵期,與人的情緒、運動、血壓、血糖相關的神經系統主要在這個期間發育。很顯然,中國小學階段慘烈的分數淘汰、過量的作業、差生等侮辱性命名,對腦緣系統的發育造成了干擾。

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PISA(國際學生評估計劃),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數據統計:中國與芬蘭的學生成績相近,但是中國學生每周學習時長比芬蘭學生多20多個小時;與此同時,中國和芬蘭分別是校外學習時間最長和最短的國家。

中國學生的學習效率相當低,學生的多余學習時間,可能“惡補”了很多知識性東西,但是并沒有轉換成學業綜合能力。保障孩子的睡眠和更多的戶外活動很重要,但在學業壓力下,似乎目前口號大于行動。

現在大家也慢慢意識到這個問題,越來越重視體育,這是好事。但目前除了用體測、中考來推動體育,別無他法。體育一旦進入應試化的通道,很可能也會成為傷害孩子的工具。

比如,現在有的學校非常重視跳繩,但如果強制要求孩子必須每分鐘跳到多少下,他們就很難從運動中感受到愉悅,更多的是痛苦。

當前的體育加碼,可以先從讓孩子們下課能走出教室做起。體育應該成為學校最重要的學科。學校要多管齊下,上好每節體育課,開設各種體育社團,舉行各種體育賽事,科學評價學生參與體育運動的情況。

馬海燕:身體第一,道理都懂,但執行無力,所以體育還得加碼,在中高考的分值可以加大,全員能夠參與體育的項目還可以增加。

雖然用應試來推動體育的發展很無奈,但至少可以讓孩子從教室走出,走向操場,走向球場。

高政:體育加碼是好事,素質教育的核心要義就是全面發展。除了懂知識,會學習,擅考試,更要身強體壯,心理健康,有審美品味與現實情懷。

體育教育發展要從加強建設和重視評價兩個方面來推進。

加強建設包括加強師資隊伍建設、課程建設、硬件設施建設等。重視評價就是體育在中高考等升學考試中的分量應該充分凸顯。

整個社會也要營造一種全民參與體育運動的氛圍和政策,比如學校和政府機關的體育場館應該向社會大眾開放等等。  

[責任編輯:曾廣艷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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